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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红色文化的形成及其精神特质

发布日期:2020-03-15 信息来源: 字号:[ ]

丁龙嘉

  具有鲜明地域性的胶东传统文化,在资本——帝国主义入侵引起剧烈的经济、社会变动的条件下,与近代西方文化冲突、融合,形成了具有近代性的引领胶东文化的旧民主主义文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传入胶东的马克思主义,在旧民主主义文化的基础上,经过了对传统文化精华的吸纳和对外来文化的滤收,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红色文化,并成为胶东文化构成中的重要的主体部分。胶东红色文化呈现出自己的精神特质,这些特质流动在人们的意识中,为红色文化的完善、丰富、发展指引“方向”。

  一、列强的入侵与经济社会的剧烈变动

  放眼世界,17世纪中叶开始确立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18世纪60年代开始工业革命的部分欧美国家,其文明程度由落后于中国一变为远远超过了中国;到了19世纪中叶,急于向外扩张的英国,用炮舰和鸦片打开了封建专制的、闭关锁国的、庞大的中国的大门。这突如其来的外来冲击改变了中国社会自身的运行轨道,使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这个结果,不是中华民族自己选择的,而是外来影响造成的。因之,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在世界范围中呈现出很大的独特性。

  着眼胶东,其进入中国近代社会的轨迹和结果都表现出鲜明的特点。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烟台被迫开埠,从而出现了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强制推销商品、掠夺原材料,并取得治外法权的前所未有的局势,使烟台及其周围地区先于全省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甲午战争中,刘公岛上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威海卫被日本近代军队的武力占领,次年签订的《马关条约》,使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变以商品输出为主为资本输出为主。在1898年,青岛和胶州湾被德国索租99年,同时威海卫被英国强租25年,从而引领了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的狂潮。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使胶东一步步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淖之中。

  历史的脚步迈进到1937年7月时,发生了著名的卢沟桥事变。事变不久,日本军队占领了胶东的重要城镇和交通要道,妄图将全胶东殖民地化。

  从近代到现代,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对胶东的三次武力入侵的狂潮,使胶东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动。这一剧烈变动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一)不平等的日渐扩展的中外贸易,使乡村经济从具有强烈凝固性的自给自足状态走向新陈代谢迅速的商品市场状态,城乡经济强烈依附于外来的资本——帝国主义经济,买办商业资本占据优势地位。这一变动,从表面看是因为日渐扩展的中外贸易,实质是受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经济需求的制约。换句话说,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需求决定了胶东经济的走向。乡村出口的原材料,城乡出口的半成品和成品,要适应外商的需求,物价的变化取决于外商的动向,这是依附性的重要表现。城乡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舶来品,仅吃的粮食要依赖包括美国粮食在内的30%的外运粮,穿的洋布洋纱要依赖海上贸易解决主要需求,这是依附性的又一重要表现。中外贸易的开展,造成买办商业资本在社会上日渐占据优势地位。到1910年,烟台开设的外国洋行达40家,买办商人大行其道。在抗日战争之前,仅黄县(今龙口市)就出现了100余户拥有100万元以上资本的买办商业资本家。与此相伴随的是地主经济的没落。胶东的地主、富农,多兼营商业、手工业。不兼营商业、手工业的地主都走下坡路,到抗日战争中期的1943年时,在胶东,有1000亩土地的地主就很少见了。依附于外来的资本——帝国主义经济的胶东城乡经济,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病——阵发的经济危机。承受经济危机造成的灾难的是广大平民和初生的民族资本家。从这一特点上说,此时的胶东就迈进“全球化”的门槛了。

  (二)经营土地兼小商业的中农在人口数量和占有土地数量方面均超过2/3以上,地主经济日趋没落,雇佃贫农无土地者极少,使乡村社会结构呈现橄榄型。经营土地兼小商业的中农的大量发展,其主要原因是买办商业资本的发达和地主经济的没落。同内地相比较,胶东的这一变化是惊人的。具体表现为:一是中农人口数量增大,占有土地数量增多。在抗日战争中期,胶东的中农人口占整个人口的86.2%,而全国为24%;胶东的中农土地占有量占整个土地的70.5%,而全国为12%。重要的是,相当多数的中农兼营小商业。二是地主、富农人口数量减少,占有土地数量下降。在抗日战争中期,胶东的地主、富农人口占整个人口的3.5%,而全国为29%;胶东的地主、富农土地占有量占整个土地的14.5%,而全国为82%。重要的是,相当多数的地主、富农兼营商业、手工业。三是不占有土地的人极少。在抗日战争中期,胶东的占总人口10.3%的雇佃贫农占有15%的土地,而全国无土地的人达到55%(1)。据上再进一步进行比较:胶东的中农人口占有比例数是全国中农人口占有比例数的359.17%,胶东的中农占有土地的比例数是全国中农占有土地的比例数的589.5%;胶东的地主、富农人口占有比例数是全国地主、富农人口占有比例数的12.07%,胶东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的比例数是全国地主、富农占有土地的比例数的17.68%。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胶东的社会结构呈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抓住这一特点,就抓住了认识胶东社会的“牛鼻子”。

  (三)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面世,务农兼商的小农经济的发达,使社会矛盾由两极型变为多极型。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在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之后特别是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投资开办的工商业,以及建港、筑路,使胶东的部分青壮年成为工人和从业者。在胶东的南部,有10%的青壮年变为工人,在胶东的西部,有20%的青壮年变为店员、伙计。另外,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出现,吸收了部分青壮年变为工人和店员、伙计。一个新型的阶级——工人阶级出现了。稍后,另一个新型阶级也面世了。这是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资本带来的丰厚利润刺激的结果。这个新型阶级就是民族资产阶级。此外,不论在人口方面还是在占有土地方面都占据相当大比例数的、与小商业经济紧密相连的中农的存在,必然使乡村土地逐渐分散,将乡村农民对地主的依附逐步过渡成农民对买办商业资本家的依附。上述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导致胶东的社会矛盾从封建社会中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两极型演变为多极型。这主要表现为: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主要是同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买办商业阶级同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的矛盾;大商业资本同小商业资本的矛盾。认识社会矛盾多极性这一特点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认识简单化,是一定会由于脱离实际而出现偏差的。

  从历史进展大趋势的视角看,自胶东由对外封闭被迫变为对外开放后,经济、社会的剧烈变动的实质是,自然经济日渐被商品市场经济所取代,农业文明逐步被工业文明所替换,也就是走向近现代化。然而,这是一个曲折而漫长、伴随着血和泪的过程。在走向近现代化途中,经济、社会的剧烈变动,必然会引起思想文化的剧烈变动,而同时也为思想文化的剧烈变动提供了条件。

  二、西学的东渐与传统文化的碰撞融合

  尽管“文化”有着180多种定义,但是,从广义上讲“指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文化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即物质财富、精神产品、人类活动方式,亦称之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方式文化,有的学者又把物质文化称之为“硬文化”,把精神文化与方式文化称之为“软文化”。文化有两个主要特性,即地域性与超地域性,时代性与超时代性(2)。在我看来,超地域性文化和超时代性文化,是人类共同性文化。如此说来,文化有地域性、时代性、共同性三个主要特性。人类文化的共同性和地域性、时代性,决定了不同各类文化的交流、冲突、融合是必然的。

  胶东,由于其独特的自然地理位置,创造的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故称之为胶东文化。胶东文化,既标志着胶东这个地域中人们的共同文化,又标志着胶东地域与其他地域的文化差异。胶东文化自身又呈现出一贯性和时代性,即胶东文化是连续发展的,中间没有断裂,但分为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胶东文化中的超地域性和超时代性部分,是人类的共同性文化。

  同任何文化一样,胶东文化也经历了与其他类别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有时是顺畅的,有时是碰撞和在碰撞之中之后的融合。

  胶东,虽然偏于一隅,但自古就有人类生息、繁衍,白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其一期文化距今约7000多年。到春秋时期,大致在现山东省内创立了齐国文化和鲁国文化,胶东属于齐国文化圈。齐文化和鲁文化在当时各地域文化中处于什么位置呢?傅斯年指出:“自春秋至王莽时,最上层的文化只有一个重心,这个重心便是齐鲁。”(3)齐国濒临大海,其经济特点是“便鱼盐之利”,“通商工之业”,典型的滨海经济;其文化特点是崇尚变革、尊重贤才、兼容并包。鲁国处于内陆,其经济特点是“便灌溉之利”,“有桑麻之业”,典型的农业经济;其文化特点是重传统、重继承、尚仁义。齐文化和鲁文化经过和平的、战争的、生活的等多种方式进行了融合,形成了齐鲁文化。齐鲁文化在之后漫长的岁月中,传承、延伸、改造,成为我们现在所说的齐鲁历史文化,亦即齐鲁传统文化。我们所说的胶东古代文化,是齐鲁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仍然保留齐文化基因的那一部分。

  胶东古代文化,即传统文化,到了烟台被迫开埠之后,遇到了来自西方的近代文化的挑战。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加深殖民统治,继商品、资本之后,思想文化也源源不断地输入到胶东,宗教、医术、文化及其载体教堂、医院、学校,出现于人们面前。1864年美国人创办的登州文化会馆,被学者认可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之源。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只平度一县境内就有较大的基督教堂35处;全胶东的教会中学占胶东中等学校总数的52%强。西方的近代文化与胶东的传统文化,二者的碰撞时时处处可见,二者的融合也时时处处可见。

  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用船舰、大炮打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后,有识之士面对着坚船利炮提出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强兵制夷对策。当面对着造炮制船不得不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技术时,又附会提出了“中体西用”的对策,即中国的儒家思想观念、政治制度等是根本,西方的科学、技术是末节,要坚持根本,学习末节,也就是只能学习硬文化。30年的洋务运动就是在这一对策指导下运作的。胶东也没能越出这个框框,人们在烟台看到的是众多的洋行和部分工厂。

  甲午战争的惨败,《马关条约》的屈辱,中华民族的灾难,促成了中国人民民族认识的亟变。一些仁人志士领悟到“西人强兵者,所以强兵不在兵”,认识到进行洋务运动的中国败于进行明治维新的日本的原因是引进西方国家的制度和学术迟缓,对“中体西用”提出了质疑,开始把学习西方的触角伸到了社会科学、法律和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亦即软文化层面。这个学习,一是表现为引进来,二是表现为走出去。在引进来方面,最早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译介到中国的是严复,其代表译著有《天演论》、《原富》、《群己权界论》,他同时撰文力荐西方近代政治民主观念,其中的“进化论”,“物竞天择”;摈弃中学的专制、愚昧,吸取西学的科学、民主;倡导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批判君主专制,提倡君主立宪诸观点,产生了强烈影响。20世纪初时,学习西方,实行变革,以求自强的思想文化,在中国十分流行,蔡锷称之为欧风美雨。已经由于西方商品而改变了并正在改变着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胶东民众,特别是胶东精英,尤其是知识精英,正沐浴在这欧风美雨之中。在走出去方面,甲午战败,促使中国人向自己的强敌日本人学习,《马关条约》的墨迹尚未干透,次年3月第一批赴日留学的13名学生就踏上了东渡的途程,到1905年,赴日留学生已超过8000人。这其中,临近日本的胶东学子不乏其人,山东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黄县(今龙口市)人徐镜心就是在1903年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法律系学习的。

  胶东人较系统地受到西方民主主义文化的熏陶,是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时,山东加盟者有徐镜心等十余人。同盟会在国内设五个分部,北方分部设在烟台,辖北方八省会务。“革命党之始事,从传播主义始”,即建学堂、创报社,传播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民主主义纲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学说。革命党人在胶东建立了烟台的东牟公学、青岛的震旦公学、即墨的胶莱公学以及潍县的东关小学、诸城的农林小学、黄县(今龙口市)的育英学堂,同时在烟台创办了渤海日报。“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4)孙中山的这段话始终鼓励胶东革命党人去战胜封建专制主义的摧残、传播革命民主主义的文化。所以,辛亥革命在胶东地区取得节节胜利,革命党人在烟台建立了山东军政府,在青岛开始了讨袁护国运动。

  以上所述,就是近代以来胶东出现的第一次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自己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近代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有一点应该指出,传统文化,包含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但不等于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其内涵要丰富得多;同样的道理,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不等于传统文化。在碰撞与融合中,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与西方的民主主义文化一经角逐就表现出明显的劣势,更不用说它在进入现代的中国的地位了。

  人们把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起点。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近十年,是一个历史转型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落幕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启。这其中的新文化运动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力倡新文化运动,后来成为中共创始人的陈独秀、李大钊,高扬起“民主”、“科学”两面大旗,用近代的人文主义反对传统的实用理性,并将“民主”与“科学”结合起来,作为衡量一切社会现象的价值原则。“民主”与“科学”的提倡,是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碰撞、融合的认识成果,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人们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心理层面的开始,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要求,是合乎即将传播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在胶东,由于胶济铁路和津浦铁路的开通,烟台至天津海运的扩展,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影响日益增大,并哺育起一批知识精英,王尽美就是其中之一。

  因山东问题又主要是胶东问题而引发的“五四运动”,从广义上讲包括走向现代化的文化改造运动和反对巴黎签约的反帝爱国运动两个方面。五四运动中,山东和胶东表现出来的行动早、持续时间长、参与范围广、斗争激烈等鲜明特点,说明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对山东特别是胶东社会刺激之深。人们开始怀疑西方近代文明的价值,这为接受即将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红色文化的形成

  五四时期,在思想文化方面,各种各样的“主义”蜂拥而入中国。这些“主义”寄托着人们不同的信仰。诸多的“主义”在论争中起落,而马克思主义与作为其思想和制度的社会主义在五四以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也是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富力,一面却也增加贫乏。”(5)这种认识,促生了西方近代社会主义,而在中国,则引来了近代社会主义。这是因为位于欧亚两大洲的俄国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成功地进行了十月革命,建立了劳农政府。十月革命的成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众解放的中国的先进分子顺理成章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在胶东,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是烟台海军学校的李之龙、郭寿生。他们于1920年组织了读书会,阅读《资本论入门》等,同时还成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李之龙和郭寿生是现知山东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三人之二,另一位是在济南的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王尽美。然而,李之龙、郭寿生并非胶东文化哺育起来的知识精英。由胶东文化哺育起来的、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是王尽美、杨明斋。诸城人王尽美,在他暂短的27岁的生命历程中,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到传播、践行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尽善尽美。平度人杨明斋,年轻时闯海参崴,于十月革命之前加入俄共(布),1920年受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派遣,同维经斯基一起来华,为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研究中西文化,其评《中西文化观》一书,是这方面最早的一部系统性论著,也是20世纪20年代初中西文化论战留下的出色的文献之一。他于1938年在苏联蒙冤遇害,1989年苏共为其恢复了名誉。

  1921年建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全新的实践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实践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创造新社会,一方面是创造新文化。在胶东,中共党组织于1924年先后在青岛、烟台创建。但她一出世就同她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一起受到暴力的扼杀和思想的禁锢。年轻的共产党人,冒着杀头的危险,通过书籍、报纸、课堂,通过革命实践,传播马克思主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932年在青岛以山东大学为主建立的左联等组织开展的左翼文化运动。左翼文化运动是在世界共产主义思潮和革命文艺运动中兴起的,其任务之一是发展大众文化的理论与实践。在王弢、俞启威(即黄敬)的领导下,青岛左翼文化组织加紧创作大众化作品,并把作品送进工人居住区和农村。从1924年到1937年,胶东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部分满足了志在改造中国社会的知识青年的需求,受到了下层劳苦大众的欢迎,为创造新文化迈出了艰难的一步。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并要取而代之。在当时的中国,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和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丧失其历史进步意义,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一来到中国就否定了资本主义。这成为中国社会特有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正确的方法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现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这种认识以及在实践中的探索是相当不易的,共产党人内部的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教条主义招致的失败屡屡出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在全党来说开始于中共二大,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即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对外来文化进行滤收,由于环境之险恶、认识之局限、力量之不足,到全国抗战爆发时,虽然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但没有形成标志性的成果。在胶东,虽然马克思主义在有限范围内得到了一定的传播,但在与实际相结合方面则没有明显的例证,有的是一次次艰难聚集起来的力量又一次次地在失败中折损。

  全国抗战的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对外来文化进行滤收,提供了条件。而顽固派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不需要存在”的攻击,则从反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结合的产物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后来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他在讲演中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6)在同一个大会上,张闻天提出了建设“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提出,是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在现代化进程中创新的结晶;是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对外来文化进行滤收,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实际相结合的成果,人们把这一成果视为中国红色文化形成的标志。

  全国抗战爆发后的中共胶东党组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实际传播、践行马克思主义。党中央提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年之后,中共胶东区党委机关报《大众报》发表社论指出,“目前中国新文化运动是新民主主义的”,为开展胶东的新文化运动,“要消除文化运动中的障碍与恶势力,……反对在文化教育上的倒退守旧复古的现象”,“要承认新文化运动一定要走向广大群众中”,“要培植雄厚的文化基础”。同时提出三项具体工作,建立起胶东文化运动的统一领导与统一组织;广泛地切实地建立与发展各项文化建设事业;一定要把文化工作深入到群众中去。最后,号召“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而斗争”。(7)不久,中共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在建设新民主主义新胶东的报告中号召“建设社会化与群众性的文化事业”。自此,胶东开始结合实际情况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从这时到抗日战争胜利,是胶东红色文化的形成期。之后,是胶东红色文化在创新中完善、丰富、发展,在完善、丰富、发展中创新期。

  四、红色文化的精神特质与其创新中的现代化大众化

  精神,是文化的内核。不同文化的精神,各有自己的特质。

  自1920年马克思主义传入烟台后,在漫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逐步形成的胶东红色文化的精神特质主要表现为:视野开阔,追求进步;干事创业,勇于担当;通权达变,敢于革新;兼容并包,善于协和;顾全大局,甘于奉献。概括起来,就是进步、担当、革新、协和、奉献。

  上述胶东红色文化的五种精神特质,表现了逻辑上的一贯性。因自古代始胶东人就注重对外交往,而经多识广、阅历丰富,致使追求比自己优胜的东西和比自己进步的事物;因追求进步,而不畏艰难、干事创业,致使勇于承担责任和担负重任;因追求进步,而权衡利弊、辨明趋向,致使破旧立新;因追求进步,而兼容并包、广采博纳,致使动员、组织、协调方方面面,汇聚力量;因追求进步,而尊重大局、顾全大局,致使舍私奉公。

  这五种精神特质,是胶东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自身传统文化精华的吸纳和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滤收而形成的。

  今天,人们根据红色文化的地域性和时代性提炼出不同的红色精神,著名的有“井岗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这三种精神,虽然是以地名冠名的,但并不反映地域性,而是反映了时代性,“井岗山精神”是中国红色革命精神的源头之一,“延安精神”是中国红色革命精神的成熟形态,“西柏坡精神”是中国红色革命精神的丰富和发展。有地域性色彩的则是山东省的“沂蒙精神”。但是,“沂蒙”并不是一个边际清晰的地域概念,而“胶东”则不同。所以说,“胶东红色文化”是一个地域性鲜明的红色文化。

  对于地域性鲜明的红色文化,在研究中,首先要重视向后看,其次要重视向前看。重视向后看,又主要是重视其传统性。重视向前看,又主要是重视其现代性。

  每个时代的文化,有每个时代的现代化。追求各个时代的现代化,就是追求进步,就要创新。综观胶东文化史,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代,尤其在近现代,一以贯之的是创新、进步。创新、进步,是胶东红色文化精神特质之一,又是胶东红色文化精神特质的核心。

  追求进步,体现了“历史进步”的思想。

  在人类思想史的长河中,最早提出“历史进步”思想的是十八世纪法国的安·杜尔哥、让·孔多塞和德国的约·赫尔德;到十九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历史进步”思想的经典表达。但他们都没有科学地认识“历史进步”的根源。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科学地揭示出“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和其评价标准。马克思认为:“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8)即不能脱离历史进程中具体的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去理解。在这里,马克思创立了生产力发展决定社会发展的历史进步标准,正如列宁所说的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但我们在理解这个观点时还应辩证地认识,即在承认生产力对文化的最终决定性的同时,还应承认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也就是承认文化的超地域、跨时代性。

  马克思的上述“历史进步”的思想观点,引领胶东红色文化不断进行创新,走向现代化,其标志是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内建设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这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其前途是避开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以及在这一社会形态中建设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世界上也是独创的。

  新民主义文化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大众化。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革命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但马克思主义传入胶东之初,并没有像儒、释、道传统思想文化那样对大众文化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主要影响对象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也就是说形成的是个体意识。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实现大众化,不能从个体意识成为群体意识,不能从社会心理成为社会意识形态,那就没有生命力了。所以中共胶东党组织要求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一定要走向广大的群众中”,“一定要把文化工作深入到群众中去”,并号召“建设社会化与群众性的文化事业”。经过辛勤的耕耘,马克思主义在胶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和之后的解放区中,取得了意识形态的地位,成为胶东文化构成中的重要的主体部分。

  从文化的视角看,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多种文化存在过和存在着的文化场;每一种文化具有各自的特质;特质在人们的意识中流动,给人们的文化指引“方向”。以“进步”为核心的胶东红色文化的精神特质,今天继续为胶东人民创造社会主义文化指引“方向”。

  现在,中共烟台党组织和广大群众正在致力于胶东红色文化建设。这一工程本身就表明人们对文化的价值的认知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当人们的认知还停留在“观念和文化的东西不能改变世界”的时候,是不可能将文化建设提上日程的。只有当人们认知达到“观念和文化的东西可以改变人,而人是能够改变世界”的时候,才会致力于文化建设事业。

  (本文作者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