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于昨天。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今天的中国，为什么要由共产党而非其他党执政？为什么会走上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道路？要弄清这些问题，需要到历史中寻找答案。

　　一、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难

　　悠悠五千年，泱泱大中华。曾经的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出世界上独领风骚的灿烂文明，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

　　然而，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工业文明浪潮的来袭，以农业文明见长的中国逐渐落伍了。但清王朝对世界大势茫然不知，自认为是天下的中心、中央帝国，继续陶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盲目自大，拒绝开放，对即将到来的列强侵略浑然不觉。

　　闭关导致落后，落后招致了挨打。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紧锁的国门，中国逐步丧失独立的地位，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社会发展脱开了原有轨道。中日甲午战争更加剧了中国的衰落，导致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清政府沦为“洋人的朝廷”，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此时的中国，国已不国，中国的命运已不再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亡国灭种”的危机催人猛醒，从此，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重现中华民族荣光的岁月，成为中华儿女孜孜以求的梦想，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

　　要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必须解决两大历史任务：首先是让这个民族生存下去，这就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其次是让这个民族强大起来，这就是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着的。前者为后者创设前提，开辟道路，只有先完成第一大任务，才能步入第二大任务的解决。

　　两大任务规定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也决定着中国各政治力量的历史地位：哪种政治力量能够带领人民实现第一大历史任务，它就将被历史选择，成为引领中国历史发展前进方向的领导力量；否则，即便是一时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心，最终也必然黯然退场。

　　二、救亡图存道路的艰难探索

　　历史是公平的。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历史对各阶级及其政治势力都给予了充分的表现机会。从反封建反侵略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到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从主张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到资产阶级维新变法乃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救亡图存的探索风起云涌，前赴后继。这一时期主要的探索是学习西方，当时的中国就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政治体制试验场，西方社会的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共和制，包括被今天一些人所向往的多党制、议会制、总统制等多种道路都相继尝试过，但没有一个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为什么种种救亡图存的探索都无果而终？为什么西方轻松走成的路子，在中国却屡遭失败，甚至是断头流血都走不通呢？

　　客观上，是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的羁绊。这是一种畸形的社会形态，它决定了中国的问题不能通过正常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式得到解决。在这种社会状态下，帝国主义把中国当成了一块攫取利益的肥肉，他们入侵中国的目的绝不是好心地要帮助中国走上与他们一样的资本主义道路，正像毛泽东所看到的，“先生老是侵略学生”；本国封建主义则出于维护其特权与利益的考量，也不会容许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而，他们会联手打压任何形式的变革，中国救亡图存的阻力异常强大。

　　主观上，是由于这些阶级自身的局限性。虽然太平天国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高潮，义和团运动展示了中国社会底层蕴藏的巨大反抗力量，但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不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不可能提出科学的、有远见的斗争纲领，不可能担当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洋务派企图在维护中国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新的军事和生产技术，只靠器物层面的改良去实现中国富强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希望通过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富强起来，却幻想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根基的条件下，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来达到目的，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虽说推翻了清王朝，“起共和而终帝制”，然而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软弱性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也无法完成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

　　三、历史在国共两党身上聚焦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起支配作用的两大政党，国共两党的合作与对立，对当代中国历史的进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历史老人密切关注着国共两党的所作所为，在国共两党之间慎重地作着选择。

　　1921年，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救国救民之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曾真诚地与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然而，孙中山逝世后，随着国民党新老右派和假左派的相继背叛革命，国共合作破裂。随后，蒋介石集团在南京建立了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政权。曾经革命的国民党蜕变成了反革命政党，此后的国民党与孙中山时期的国民党相比，虽名称相同，但性质迥异。毛泽东指出：“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于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高举起中国革命的大旗，深入农村，发动民众，开展土地革命。革命锋芒直指封建主义的根基——地主阶级和封建土地所有制。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历史给了国共两党充分的表现舞台和机会。尽管国民党政府实行了一些有利于抗战的政策，国民党军队的广大爱国官兵如张自忠、戴安澜、郝梦龄等，英勇杀敌，不惜将鲜血洒在了抗日战场上；然而，与共产党相比，国民党的抗战既不主动，也不坚定，甚至暗中与日本谋求妥协。汪精卫集团更是公开投靠日本，卖国求荣。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虽然还没有掌握全国政权，但却是全国抗战的坚强核心，是民族利益最坚定的维护者。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大旗不动摇，始终站在抗战前列不后退，并以为国为民、不怕牺牲的精神和抗日先锋模范作用，赢得全国人民的信赖和拥戴，成了中华民族的先锋、中国人民的脊梁，在全民族抗战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历史确实给了中国一次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机会，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愿望出发，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把中国建设成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然而，蒋介石不甘心，企图依靠美国政府的支持，在中国继续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为此不惜发动内战。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的利益奋起应战。拼将十万头颅血，誓把乾坤力挽回。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党领导人民军队经过三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彻底打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

　　历史的广角镜从此聚焦在无私无畏、勇于担当的中国共产党身上。

　　四、万众归心历史选择了共产党

　　历史的主体是人民。历史的选择，是通过人民对各种政治力量长期比较来实现的。

　　正是从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纲领性口号中，从共产党人“砍头只当风吹帽，笑洒热血为大众”的壮举中，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露宿街头、不扰民众的行动中，从毛泽东的补丁衣服、朱德的扁担、任弼时的断腿眼镜中，人民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

　　1940年3月，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团”到重庆、延安考察参观并慰问抗日将士。通过对国统区与解放区、重庆与延安的比较，他断言：“得天下者，共产党也！”这一见地表达了无数中华儿女的政治向往。

　　抗战胜利后，收复区人民曾对国民党政府抱有很大希望。然而，“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国民党政府各级军政官员的掠夺性接收，使人民对它的希望迅速归于破灭。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又激起国统区人民的强烈义愤。以学生群众为先锋的爱国民主力量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最终形成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的第二条战线。当蒋介石处心积虑挑起内战时，解放区人民倾其所有支持共产党，把“最后一把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拿去缝军装；最后一件旧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老儿郎，送到战场上”。

　　在决定中国命运的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之初，大批国民党官兵顺应历史潮流，毅然脱离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投身共产党阵营。据1950年7月公布的《解放战争四年综合战绩》显示：从1946年7月到1950年6月，国民党军投诚者633510人，起义者846950人，接受改编者293030人。

　　一些民主党派曾经幻想在中国实行“中间路线”，在国共两党的道路之外，另走“第三条道路”，但国民党的残酷迫害使这一幻想最终破灭。于是，他们联合声明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为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新中国建立前夕，许多滞留香港的社会名流冲破国民党特务的重重阻挠，回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大陆。国民党败逃台湾时，一些社会贤达坚定地留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大陆。

　　万众归心成大业。中国共产党经过中国人民的反复比较、历史的慎重选择，终于被推上了领导者和执政者的地位。